他们在耍你耶，皇上！
孙中山先生曾慨叹，中国人的通病就是想当皇帝。也是，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，“是官强于民”，而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。其实，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，风险高、工作量大且不说，就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，也很难对付。比如，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，没几个皇帝搞得清。
根据当时的账面记录，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，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，饭量这么大？到了清代，皇上的伙食标准更无法想象，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1万斤、家禽3000只，年伙食开支将近20万两白银。万历皇帝作风懒散，创造过30年不上班的记录，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；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，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，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。那么，正常的情况如何呢？
文︱习骅
本文由《海外网》旗下微信公众号“侠客岛”（ID：xiake_island）摘编自作者所著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，中信出版社，不代表法务之家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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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种情况：根本不知道实情
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，大臣们为了不迟到，每天起得比鸡还早。
有一天，一代英主乾隆皇帝亲切地问候一位大臣：“你天天上班这么早，在家吃早点了吗？”大臣说吃了，乾隆又好奇地问：“早点吃什么呀？”大臣答：“俺家里不富裕，随便吃几个鸡蛋。”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：“天哪，10两银子一枚鸡蛋，我都不敢多吃，你还哭穷！”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，但也不好乱说，只好敷衍道：“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，特便宜，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。”乾隆这才释怀，倒过来安慰大臣：“别急别急，咱以后加工资。”
到光绪时期，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只，其实市场上才三四个铜板。光绪偏偏喜欢吃鸡蛋，因此每年要“吃”掉上万两白银，弄得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有一天在跟翁同龢闲谈时,光绪问：“鸡蛋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贵了，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?”翁同龢也不敢直言：“过年的时候买一两个给孩子们解解馋，平时不敢想。”可怜的光绪皇帝，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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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种情况：知道了也没办法
道光皇帝特别节俭，每年个人的全部生活支出，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，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，大家都很郁闷，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。时间一长，道光隐约感觉不对，就想搞搞调研。
有一天，道光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：“你家平常做饭，都是谁买菜？”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，痛快地回答：“保姆买菜我不放心，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。”这是实情，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，还时常因为一颗土豆半根葱跟菜农吵架，一点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。
道光切入主题：“那鸡蛋多少钱一只呢？”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，他一盘算，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，岂能瞎掺和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，回避了领导的问题：“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，差点死了，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，一吃就没命，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，真没口福啊！”
道光还曾经想过叫外卖，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，他硬是没办成。
道光上任前，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。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，以至于几年后道光还记得。道光登基后，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，就明确要求伙食不要太讲究，多搞点家常的，比如汤面之类的。
第二天，皇室后勤事务管理局内务府就打来一份报告，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，选派得力干部挂帅负责；修建专门的汤面厨房一所，增加事业编制若干；请求拨付筹办费6万两，此后每年需1.5万两保证运行。道光一看差点晕过去：“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，不能让太监去买吗？”
过了几天，内务府的人报告说，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。道光只好认栽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不吃汤面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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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种情况：认真查办案件，增加震慑力
有一次，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，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扇新的，咸丰说修理一下就行了。门修好了，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。咸丰大为震怒，桌子一拍：“你们当我是傻子吗！”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，要求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讯问了好几圈，结果出来了：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，业务不太熟，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，心情过于紧张，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。看到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，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，但风头一过，依然故我。
光绪与慈禧关系微妙，趁老佛爷六十大寿之机，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。内务府司长庆宽是经手人，报销了4万两银子。光绪责问：“怎么这么贵？”庆宽笑笑说：“太后已经看过了，很喜欢。”光绪无奈，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。
恰好此时，庆宽通过私下运作，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采购工作，他的同事们眼红了，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。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一切职务，提前退休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，一致推荐庆宽担任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。光绪乖乖画圈，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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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种情况：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甚至狼狈为奸
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，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感觉最爽的时期。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，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，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，事情更不可收拾了。
有一天，后勤部门按照领导指示，出去采购了100只皮箱，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。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，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，便郑重向慈禧提建议：现在市场上的皮箱，每只不会超过6两银子，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、骗领导，不认真查处不得了。慈禧连连摇头说：“你别听人嚼舌根子，哪能这么便宜。”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，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只，还是名牌呢，就是几两银子，而且，集中采购价格还会降低。慈禧这下不高兴了：“那好吧，给你半个月时间，你帮我买100只皮箱来，办不到你负责。”
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拿着银子上街，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箱包店老板，老板压低嗓子说：“昨天宫里来人了，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，如有违反，以后就不能开店了。”阎敬铭心想，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就不信正不压邪！奋笔疾书一封信，派人送给天津道台，请他赶紧代购100只皮箱送来。
半个月过去了，天津那边消息全无，送信的也不见踪影，急得阎敬铭差点撞墙。几年后他才知道，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，让他滚得越远越好，不然小命不保。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：洪洞县里没好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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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：内务府里没好人？“坏人”是坏制度惯出来的
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？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？不是！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，如果政治不可靠、品德有瑕疵、业务不精通，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。可是在清代，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，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，贪腐案件易发多发，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，而且谁都拿他们没辙。
同样一个人，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？
原因很简单，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度，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；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，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，谁敢监督？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人，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；再说日久生情，猫和老鼠朝夕相伴，也会成为朋友。
其实，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，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：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，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，所有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。同时，人又是理性动物，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，本无所谓好坏——这是人性的规律，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。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，暴露的概率又低，利害相权，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，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。虽然，运用道德约束、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，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，但却不具备现实的、工具性的制约功能，不但效率低，而且不可靠，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，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。
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，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，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，顺应人性的规律，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，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，自然选择做好事、当好人，并且，即便是天生的恶棍，也会这样选择，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。
对此，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。邓小平说：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走向反面。”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，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，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。
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，“坏人”是坏制度惯出来的，“好人”是好制度制约和引导出来的；与其寄希望于发现“好人”，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。
附文：
对于这种官员，我们的评价只有两个字
文︱习骅
本文由《海外网》旗下微信公众号“侠客岛”（ID：xiake_island）摘编自作者所著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，中信出版社，不代表法务之家观点
清朝真是一个“奇迹”迭出的时代！
算上当太上皇的几年，乾隆爷实际执政63年还多，创了纪录。
无独有偶，清朝的大臣中还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，在中央工作长达54年，历三朝、相二帝，一路春风，福禄寿俱全。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就是乾隆培养的后备干部；受嘉庆委托当过三个月代理皇帝，他老家安徽歙县，至今人们仍然会骄傲地念叨“宰相朝朝有，代君三月无”的谚语；道光在位30年，他居相位15年，如非不幸病逝于工作岗位，此公肯定会与皇帝共始终。
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，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，哭哭啼啼地说，你们哪里知道，他贡献大呀！他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！当场把曹振镛的二儿子提拔为副部级干部,给曹相本人加谥号“文正”。
“文正”是最高规格的谥号，大约是“学问大、能力强、作风正、立场稳”的意思。据严复统计，有清一代共有大臣2748人，死后谥“文正”的仅8人（曾国藩算一个），平均340多人才轮到一个，名额实在有限。
生前占尽风流，身后极尽哀荣，曹振镛的“贡献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？
其实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，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。《清史稿》中曹振镛传也就700多字，跟他的政治地位很不匹配。但作者也没办法，因为老曹实在没什么丰功伟绩可写，难怪很多人都没听过他的名字！
关于曹振镛的“成功之道”，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，当时曹老是这样回答的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多磕头，少说话。”
要是相信这句鬼话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在封建官场上，谁敢不磕头、谁敢乱说话？可混到曹振镛这境界的，古来几人？听其言，不如观其行，还是来看看曹振镛是怎么做的吧。
成功是个技术活
道光即位之初，康乾盛世余威已尽，国运日下，处于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前夜。财政首现窘境，国库储备仅及乾隆盛时的四分之一，这还是账面数字。而官员却普遍失去国初的浩然之气，慵懒萎靡、声色犬马、贪污贿赂，以追逐奢华生活为业，社会风气污浊荒唐。当时人留下了不少生动的记录。
在一次官场宴会上，有个客人出门上厕所，惊讶地看到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躺了一地，就问咋回事。
原来，厨师先将这几十头猪圈起来，拿棍棒追打，猪奔跑惨叫不已，最后一头接一头地力竭而死。这时，厨师赶紧在猪的脊背正中割取一片肉，用这几十片肉做成了猪脯一盘，味道鲜美香脆，无可比拟。厨师还自豪地介绍，这些猪的其余部分毒性很大，不能再食用，所以要统统扔掉。
满足这类畸形消费的钱从何来？羊毛出在公款和百姓身上。驻节今江苏淮安的南河总督，负责治理江苏境内的水利工程建设，每年要支取经费数百万两，用在正处的不到十分之一，其余都花在酒肉笙歌上了。
道光决心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，逼迫干部队伍改变作风，振奋精神，以图重现昔日盛世。为此，道光刚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，第一是号召各级政府厉行节约，二是召来阅历丰富、人脉广泛的曹振镛，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，即实际上的宰相，配合皇帝推行新政。
在开展节约运动的通知《御制声色货利谕》中，道光规定了三项新政策：节省财政开支，杜绝奢华浪费；停止各省进贡，减轻百姓负担；严控基建规模，严惩工程回扣。
他本人首先以身作则，不做新衣，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班；除太后、皇帝、皇后外，非节庆不得食肉。每人一碗打卤面为皇后祝了寿，买一只旧皮箱嫁了闺女。
对各级官员严加监督和约束。盛京将军被人举报常在家里看戏宴客，立即撤职。反过来，有一次检阅警卫部队，看到官兵衣着朴素，当场将几位负责人各升一级。
道光不但廉政，还十分勤政，事必躬亲，夜以继日，对工作不用心、出工不出活的干部尤其讨厌，绝不重用。
曹相上台后，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，根本不烧什么“三把火”，只是闭嘴、磕头、旁观。等终于摸清了新老板的底牌，就循着领导思路，因势利导，顺水推舟，若无其事地跟了三张牌，迅速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，奠定了千古“名”相的基石。
第一张牌是照猫画虎。有一次开会，道光一眼就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，高兴地跟他打趣：“堂堂宰相的裤子也打补丁吗？”
曹振镛从容作答：“做新裤子是很容易，就是太贵了，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，何必浪费呢。”
道光很高兴，挥笔给宰相题了4个大字：恭俭惟德！
那段时间，曹大人下班后就赶紧往前门外跑，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，第二天一早就给皇帝送经济情报，顺便再提一两条进一步厉行节约的建议。宰相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高度一致，皇上自然满意，每天与他相谈甚欢，什么重要事情都一块商量。
官员们个个心领神会，人人学习曹相好榜样：上朝绝对不穿没补丁的衣服，散朝绝不忙着回家，围着宰相热烈讨论节俭问题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由于曹相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，京城竟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：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，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贵！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，就创新思路，自己动手，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弄破，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，活像今天新潮仔裤的做法。
眼见新政深入人心，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。这张牌顺势而为，轻松搞定了皇帝。
第二张牌是借刀杀人。曹振镛最忌的人是云贵总督阮元，因为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，他不但人品、文才俱佳，而且政绩斐然：在浙江巡抚、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，阮元平海盗、禁鸦片、惩贪腐，打击分裂、垦荒固边，朝野无不折服，曹振镛与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道光既然胸怀复兴大志，自然会想到阮元。不过，老曹自有办法。
有一天，在跟曹振镛谈干部工作时，道光问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呀，阮元去地方担任主要领导快三十年了吧！当初三十几岁就官居二品，也真是人杰。你熟悉干部情况，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曹振镛马上跟上：“这个人我了解，可以说是才华横溢，工作能力超强，我是没法跟他比的。”
道光很有兴趣：“那你举个例子。”
曹振镛不紧不慢地介绍：“云贵地区山高皇帝远，环境险恶，经济落后，民族复杂，自古多事，而且没有小事，件件涉及边疆稳定、国家安全，在那里当总督，一般人不要说出政绩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。但是阮大人却能应付裕如，再复杂的问题都能迅速解决，还能空出时间召集各路才子吟诗、论文、作画、弹琴，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几种呢，水准很高，洛阳纸贵。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，我看这样的干部可以考虑了。”
道光听着听着，脸色由晴转阴，恨恨地说：“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，那我天天做诗！”
不久，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，安在一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上发呆，直到退休。
而道光对曹相的好感却增加了，他觉得老曹是个厚道人，对阮元那样工作态度不端正的干部都净看优点。这张牌因势利导，轻松自如地铲除了唯一对手，曹振镛自此高枕无忧。
第三张牌是斩草除根。道光初期，一些有志大臣受到新政鼓舞，苦心研究国家大事，热情提出改革建议，一时间各种请示报告纷至沓来。
道光每天批阅到深夜，乐此不疲，但时间一长，身体有点吃不消了，心里左右为难，却又不好说出口：如长期这样一字一句地看，哪里应付得了；要是不认真看，又怕漏掉真知灼见，耽误工作。
等到道光终于累病了，曹振镛及时跟皇帝谈心：“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工作，文件多了，好点子也多了，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好兆头。怕就怕有的人打报告不是为了工作，只是为了愉悦皇上，最好留点心。”
道光深有感触，喟然长叹：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，皇帝是个苦差事啊。要是报上来的都出于公心就好了！”
曹相微微一笑说：“我倒有个想法。您每天随机从报批件里抽阅几份，找出错字、别字、漏字、重字等等，用朱笔点出，该批评就批评。您想，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，下边谁还敢造次？这样注水文件就少了，质量自然提高。”
此法果然灵验，道光不但省力省心，还给大家一个勤于政、敏于事的深刻印象。而大臣们从此“皆矜矜小节，无敢稍纵，语多吉祥，凶灾不敢入告”，轻易不敢下笔，实在要说就说皇上爱听的。
这张牌顺水推舟，使得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而曹振镛从此一言九鼎，权势冲天。
贪官、懒官与巧官
曹振镛的三张牌都用了一个技巧：上有政策，下有“顺”策！其操作规程看起来并不复杂：先琢磨清楚老板的基本思路，再顺着老板的心思紧跟，而且跟得很到位，甚至还超过预期，然后就静静等着领赏了。
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，古已有之，但以“对策”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，风险大，成功率低，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，一般不难破解。相比之下，上有政策、下有“顺”策隐蔽性强、技术含量高、成功几率大，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技艺。
古人云：“伴君如伴虎”，曹振镛能让三任万岁爷满意，能让道光帝“恩眷之隆，时无与比”，可见他玩弄这套把戏是多么出类拔萃。这个啥也不干的庸人，只因为读懂了人性的弱点，占尽人间好事，无人望其项背，真叫人摇头叹息，徒呼奈何。
由于封建专制传统源远流长，中国人绝望而无奈，逐渐养成了给官员贴标签的习惯，比如把坏官分成两类：贪官和懒官。但是曹振镛这样的人很难归类，因为他既不像和珅那样贪，也不是啥事不干，天天还忙忙叨叨的。
但是曹文正公的忙，与曾文正公的忙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曾国藩为了拯救清廷，好几回差点儿把命都搭上，而且积劳成疾，死的时候才60岁。搁今天还没退休呢，所以他那个“文正”实在是拿命换来的。
曹振镛一生一世都是为自己忙，忙得很成功，获得的非法利益远非和珅能比，结局与和珅更是不同——人家是安安稳稳活到80岁，比曾国藩还多活20年。所以他的“文正”完全是赚来的，而且成本非常低。
这种低成本、高收益的官油子，属于坏官中的第三类：巧官！
巧官的“巧”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，比如，特别善于打造完美形象，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形象。大家不是讨厌贪官吗？我就把我打造成清官。
又一次，有人举报曹振镛的家属利用他的职务影响力，空手套白狼，没上交几个钱就获得了食盐专卖权，长期大发横财。据说曹振镛立即要求家属：给我统统退出商界，回家种地去！
家属很不理解，说别人家能干，咱宰相家还不能干？
曹振镛微笑着把道理说透：“你们想想，宰相家人不经商就饿死了，哪朝哪代有这种事？”
故事传出来后，曹振镛获得了廉洁自律的好名声，皇上还以此教育大家：“你看看人家老曹！”至于家庭私房话是怎么传出来的，皇上显然没琢磨。
曹振镛的“远大抱负”是永保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荣耀，与经济腐败想比，这种政治上的贪婪和腐败，性质更恶劣，后果更致命。
巧官是政权的克星
曹振镛的荒唐成功，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、对朝廷的期待，为清王朝的急速下坠加了油门。
当时官场中人大都以曹相为楷模，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、如何让皇帝高兴，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没人想、没人干，能推就推，能糊弄就糊弄，逐渐造就了一个“不痛不痒”的天下。即使偶尔出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干部，也无出头之日。
龚自珍眼看大厦将倾却没有用武之地，发出了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悲鸣，反而遭到嫉恨，被迫在48岁的盛年下岗回乡，不到一年活活气死！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，却被曹振镛亲自培养的接班人穆彰阿，扣上屎盆子，发配新疆，国家再无能臣。
正直的老干部王鼎实在看不下去，又使不上劲，干脆留下遗书，以自杀来劝谏皇上。
本来曹振镛的党羽各打各的小算盘，如今却默契地抱成团，集体做局欺骗皇帝，比治国理政的本领高明多了：他们首先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，然后烧了王鼎的遗书，最后郑重给皇帝打报告说，老王年纪大了，家里遇到点不顺心的事，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。可怜王鼎白送一条命，皇帝蒙在鼓里，至死不知真相。
而大清此刻身处何世？蒸汽机已经问世百年，英国铁路总长度已与今天接近，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舰，正开足马力撞向东方农业社会的小舟，清廷遇到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传统中国社会风雨飘摇，如果没有开山填海的大手笔，国家和政权的崩溃毫无悬念。
而恰在此时，大清官场庸才遍地，个个都是曹振镛，没人想担当、没人能担当，以中国之大，从来不缺人才，在这要命的时候却闹起了人才荒。
鸦片战起、太平军兴，各级干部先是“互相隐讳，莫敢上闻”，后是手足无措，一退到底，一场本可打赢的仗打输了。
其实，早在曹振镛被谥“文正”时，就有明白人挖苦说，叫“不文不正”更恰当！
但曹振镛这类长于上有政策、下有“顺”策的人，总是装出一副政治最正确、执行最坚决的样子，即使是打击政敌，也只是悄悄挖出一条沟渠，等着领导的决策像流水一样，按照他们的意图流过来，从不蛮干。在他们眼里，虽然你贵为皇帝，也只是一座功名利禄的富矿，不采白不采。什么江山社稷，与我何干！一切姿态，一切口号都是手段。
贪官人人喊打，巧官无影无踪。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，潜伏期又长，到了发作的时候，救都来不及。
更绝的是，即使酿成天大的祸事，也追究不到曹振镛这类巧官，自有一把手负责。直到好处都归了奸臣，恶名都归了皇帝，这类游戏才算结束，这是老曹们的高明之处，也是封建政治的吊诡之处。皇帝们泉下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也许，巧官就在眼前，可是你永远看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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